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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是毕业于南开大学的山东人,一个是毕业于天津大学的广东人,因为同在鞍钢工作而相识、相爱。1957年,同为27岁的房洪瑾和梁巧珍结婚,至今两人已携手走过60个年头。但是在这个被称为钻石婚的特别年份,两位满头白发的老人仍然没有考虑自己,而是想着给身边的人做点什么,想着怎么回报社会。于是,他们在今年3月又资助了11名贫困学生,6月又交了1200元的特殊党费……
             2016年,当时86岁的房洪瑾被评为“鞍钢楷模”时,他资助的贫困学生是68人。在接受采访时这位鞍山钢铁集团的退休高级工程师给自己确定了一个“100人目标”:“等到建党100周年的时候,我和老伴要争取资助100个孩子。”
             一周前,记者偶然听说,房洪瑾在今年3月一下子又资助了11名贫困学生,资助学生总数已达到79人。按照这个速度,不用等到建党100周年,他的“100人目标”就可以实现。
             与资助学生数量同时增长的还有资助学生的费用。20年里,他在资助特困学生、残疾儿童以及向灾区捐款上的支出达到近5万元。
             因为好奇于这位老人为什么能在20年里持续不断地资助贫困学子,记者与房洪瑾取得了联系,并相约在他不太忙碌的周日进行一次长谈。
             “如果都来感谢,资助的事就变味儿了”
             6月25日,记者在约定时间来到鞍山市立山区光明街,打电话给房洪瑾,不到5分钟,就见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来到约定地点。只见他脚穿一双黑色圆口的北京棉鞋,走起路来略显缓慢。房洪瑾看到记者一直盯着他脚上的棉鞋,急忙解释:“我的脚有时候怕凉,在家里我就穿这双鞋,进出时方便。”
             老人居住在一个老旧小区,园区里的路面显然是经过了多次维修,材料不一,坑洼不平,走起路来不得不格外小心。房洪瑾的家在一栋老式楼房的三楼,褪了色的墙壁和家具让房间显得很是陈旧。房洪瑾的老伴梁巧珍今年也87岁,因为前几年跟直肠癌打了一场恶仗,身体受到不小的伤害,行动有些不便。
             三个人围坐在一张方桌前,记者发现,这个家简朴到连沙发这样的普通家具都没有,三个人坐的椅子也都各不相同。
             采访从两位老人现在的“事业”开始。说起资助贫困学生这件事,两位老人的话语一下子多了起来。房洪瑾告诉记者,高考分数公布后,他特别想知道自己资助的学生是不是有参加高考的,是不是有人考出了理想的分数,他们能上哪所大学。但他找不到那些曾经资助的学生,更不想打扰他们的生活。
             1997年,退休在家的两位老人想做点什么回报社会,于是走进鞍山市希望工程办公室,从此与贫困学生结缘。算上今年资助的11名小学生,两人在20年时间里,先后资助了79人,其中很多人是连续多年资助。
             每次挑选资助对象,房洪瑾都反复强调自己的原则:鞍山本地学生,父母离异或者因病致贫。确定资助对象后,他还会反复叮嘱希望办的工作人员,不能透露自己的姓名、住址、联系方式等。
             前几年曾经有孩子寄给他两封信,信中称他为“解放军叔叔”,这让房洪瑾高兴了一阵子。不过,最后他还是控制住自己的情感,没有给孩子回信。房洪瑾说:“如果孩子们都来感谢我,都给我写感谢信,我资助他们的事就变味儿了。”
             不仅资助贫困学生回报社会,有30年党龄的房洪瑾有时还会以特殊党费的形式,感谢党组织的培养,回报党的恩情。在半个月前举行的党支部会议上,他再一次交了特殊党费。这回他按照每月100元的标准交了1200元,比去年多交了200元。房洪瑾说:“从今年开始,只要我活着,每年都要交1200元的特殊党费。”
             “房子、家具是旧了一点儿,但我们没有感到不舒服”
             说起资助贫困学生的事,房洪瑾回忆起新中国成立初期自己在南开大学读书的那段日子。“我当时是全班最困难的一个,3年大学生活,家里没给过我一分钱,因为没有路费,我也是全班唯一的3年没有回过家的学生。在学校,吃的费用来自于助学金,而且每个月我还能节省出三四元钱用来购买文具、纸张。当时我穿的衣服都是同学送的,用的书籍是高年级学生用过后低价转让的,甚至到鞍钢报到时拎的柳条箱也是同学送的。因为我真切地知道面临失学时的痛苦,体验过被人帮助时的温暖,因此我也愿意像我的同学那样,帮助一些贫困学生和有残疾的人。”
             房洪瑾的想法得到了老伴的支持。最初退休金不多,两人就一次资助一两名学生,后来退休金逐渐多了起来,每年就多资助几个。房洪瑾说:“资助一名学生的钱不多,但是时间长了,加在一起就是一个不小的数目,现在加一起已经接近5万元。”
             这些年,有无数人问过两位老人,为什么不把钱用来改善自己的生活?梁巧珍说:“我们住的房子、用的家具是旧了一点,但我们没有感到不舒服,这么多年都习惯了。现在的生活已经很好了,我们没有那么多欲望。”
             也有无数人问过两位老人,为什么不把钱留给儿女?房洪瑾回答时总会说起林则徐的教子联: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他说:“他们都赶上了好时候,只要努力,吃饭什么的都不是问题。因此我在他们小的时候,就教育他们要努力学习,自强自立,让他们做对社会有用的人。”
             随后,房洪瑾给记者讲了儿子上学时发生的两件事。
             “我大儿子是班级团支部书记,有一次下大雪,他早早到班级的分担区去扫雪,结果他去得最早,却最后一个干完。因为别的班都是几个人甚至十几个人一起干,而他们班一直只有他一个人。回家之后他跟我说起这件事,我给了他大大的表扬。”
             “我小儿子上小学时,学校就在家附近,距离不到100米。有一天,学校组织看电影,回来时需要排队走到学校,老师宣布解散后才能放学。结果他走到自己家门口时,偷偷地溜了出来,直接回家了。破坏集体秩序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我当时狠狠地批评了他。”
             严格的家教,让三个子女都养成了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大儿子从上小学开始就是尖子生,一直到大学毕业都没出过班级的前两名。女儿和小儿子是一对龙凤胎,同样学习成绩出色,上中学时两人曾经在一次考试中包揽了年级的前两名。
             因为三个子女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们现在的日子都过得很好,当得知父母因为帮助别人而快乐时,三人都非常支持。在外地工作的大儿子总会给父母寄钱,说他不能在父母身前尽孝就多出些钱,省得父母的日子太过节俭。小儿子离父母较近,负责日常煤气水电之类的事。女儿是他们的“贴心小棉袄”,报纸上一有父亲的报道,她就会打电话通报全家:“我爸上报纸了,我得打一个贺电!”
             “写遗嘱是为了让孩子们互相帮助”
             两位老人同是1930年出生,都在天津上大学,毕业之后又都分配到了鞍山钢铁公司的炼焦总厂工作。在同事的介绍下,两人于1957年结婚。可是结婚仅80天,房洪瑾就被打成“右派分子”下放到农村,而且被取消了工资待遇。作为妻子的梁巧珍因为受到牵连,不仅被开除了团籍,还从科室下放到生产一线,当清洁工、保育员、瓦工。在房洪瑾被下放的8年时间里,梁巧珍把父亲去世时留给她的420元钱拿出来,资助她从未见过面的小姑子读书。
             今年是两人携手走过的第60个年头,为了纪念这个被称为钻石婚的特别年份,房洪瑾专门写了一首名为《夫妻助贫愿》的小诗,“洪瑾巧珍巧联姻,钻石婚庆八八春;助贫人数年年增,建党百年越百人。”
             没有漂亮的钻石婚纪念照,没有家人团聚的聚餐场景,就以这样一首小诗,两位老人平静地度过了携手60年的重要日子。
             当然,除了资助11名贫困学生、上交1200元特殊党费、写了一首小诗外,在携手60年的大日子,他们还为儿女准备了一份礼物。房洪瑾说:“写给孩子的遗嘱再改改就差不多了,趁着现在头脑还清醒,要把一些事情说清楚,免得日后给孩子制造麻烦。”
             梁巧珍说:“现在社会上有一些不好的现象,比如父母死了,儿女为了争父母留下的那点财产不顾亲情,甚至动起手来。还有的父母不能一碗水端平,这个多那个少的,给子女们制造矛盾。我们写遗嘱,就是为了让孩子们互相谦让,将来谁有个事什么的都能互相帮助。”
             当然,这不是两人的第一份遗嘱,两年前,房洪瑾曾召开一次家庭会议,并立下了一份生前预嘱。两位老人把将来可能遇到的医疗问题以预嘱的方式告知了儿女,并让3个子女在预嘱上签字。
             在这份生前预嘱中,两位老人明确告知子女,当自己病重到无法做决定时,子女不要对他们进行过度医疗。梁巧珍说:“当人已经处于植物人状态时,浑身插满管子,既浪费国家资源,又给儿女增加麻烦,这个时候我希望我的孩子不要有‘多活一分钟也是尽孝’的想法,一切按我们的愿望来,不能治就不要治。”
             不仅把病重时的事情做了安排,两位老人甚至把身后事也安排得妥妥当当。在两位老人的生前预嘱中有这样三条:我希望我的家人和朋友在我死后能尽快恢复正常生活,我希望丧事从俭,我希望不开追悼会。
             在结婚60年时,两位老人想了很多,自己的亲人、那些不曾谋面将来也不会谋面的贫困学生、党的事业,就是没有他们自己。
             默默给予
             奶奶正在织毛衣,而刚刚学步的孙子总是好奇地跑过来。奶奶担心手中的竹针扎伤孙子,就把孙子放进围栏里,结果孙子大哭。
             在把孙子抱出来时,这位奶奶突然意识到,自己的目的并不是要限制孙子的自由,而是要让孙子和竹针分开。想到这儿,奶奶就自己爬到围栏里,把孙子留在外边。孙子不哭了,奶奶也可以安静地织毛衣。
             同样是为了安全着想,孙子被关进围栏里时就拒绝了奶奶的善意,但是当奶奶自己爬进围栏时,不理解善意的孙子却愿意接受这样的结果。
             与房洪瑾、梁巧珍夫妇聊天,最明显的感受就是,他们所说的每一件事都像这位聪明的奶奶,不仅处处为他人着想,还特别讲究方法。
             梁巧珍因为有睡眠障碍,每天很晚才能睡得着,因此起床总是晚一些。身体状况较好的房洪瑾,为了让老伴多睡一会儿,每天早起都先锻炼身体,然后再顺道买菜回家,这样每一次做饭时,梁巧珍都已经睡到了自然醒。
             周一到周五,房洪瑾会与原单位的老同志一起下下棋、聊聊天,偶尔还会到千山泡泡温泉。为了不让老伴担心自己的午饭,梁巧珍专门请了一个钟点工做午饭。这样老伴就可以放心地外出,梁巧珍自己也可以安静地待在家里看看报纸,坐在缝纫机前缝缝补补。
             两位老人不仅给彼此空间,在与子女相处时也保持着合适的距离。虽然在15年前就买了目前居住的这个不足70平方米的二手房,满足了小儿子近距离照顾的愿望,但是两位老人却始终拒绝与儿子住在一起,拒绝打扰儿子的生活。
             房洪瑾还给记者讲了他在南开大学读书时穿着鸳鸯拐鞋上课的事。那时学校的实验室负责抽检橡胶厂的样品,每双鞋都会有一只鞋底被抽条检测,而另外一只鞋是完好的。每隔一段时间,那些没被抽条的鞋就会出现在房洪瑾的床铺下。虽然有时会出现两只鞋不一样大、颜色有差异、鸳鸯拐等情况,但是因为有了这些鞋,他在大学期间一直没有为没鞋穿烦恼过。
             “他们总是趁我不注意把那些鞋放在我的床铺下,他们总是假装看不到我脚上穿的是鸳鸯拐鞋,但是我却一直记着这些,一直记着他们对我的帮助。”房洪瑾说,在大学里,他的同学不仅帮助了他,还让他学会了默默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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